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人的生活迟迟不能走上正轨。不论你是憋在家里上网课，还是每天穿着睡衣在电脑前开视频会，抑或怀着紧张的心情坐上复工的地铁……这个春天我们大概都体验过无力、忧虑、愤怒和对前路的不确定。在这时，行动起来，或许有助于我们驱散情绪上的阴霾。
利他性的工作更让我有成就感
在今年2月初，Macy参加了朋友发起的给湖北疫区的女性医护人员捐生理卫生用品的活动。当时全国有四个团队差不多同时开始做这件事。梁钰团队是最有名的，Macy参与的团队因为没有募集捐款的资质，所以主要负责募集物资，然后对接给当地医院，起到一个信息平台的作用。Macy本人是女性，大学的专业又是性别研究，参与过不少性少数的公益活动，这让她在女性议题上保持着相当的敏感。在朋友的召唤下，她充满热情地投入这次志愿活动，却发现她们面前有重重阻力。“我有个师姐是湖北人，她帮忙联系了四家医院，那里的女医护人员很缺少生理卫生用品，但是当我们给这些医院的后勤部门打电话，四家医院里有三家说，我们没有个需求。”Macy说。“我们真的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明明前线医生说很需要，但有时管理物资的人是男性，他们根本不了解女性在生理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像医疗防护用品那么急缺，不需要捐赠。”此前梁钰接受采访时说，有男性认为女性一次月经只要用一片卫生巾就够了。Macy说，她认识的一些90后男生甚至以为女性的经血可以像尿一样憋住，有空再去厕所排掉。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0202年的事。于是，Macy的伙伴们摸索出一个办法，如果医院那边是男性接电话，说不需要卫生巾，她们会问：“你们那儿有女医生负责接收物资吗？可以请她听电话吗？”2月11号以后，随着为女医护人员捐卫生巾的话题在网上不断发酵，媒体开始参与报道，这个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大幅提升，Macy和伙伴们的工作才变得顺畅起来。Macy说，在这项公益活动中，她和伙伴们收获了很多感动。在活动初期，物流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们，以至于她们把团队的物流组戏称为“物流不通组”。为了运送物资，她们联络了多大型物流公司，得到的回应都是“卫生巾不属于救灾物资，不能走物流绿色通道。”于是她们只能求助于志愿者车队。有一次，有一批捐赠的卫生巾要从山东寄出。两个日照的货车司机接下了这单任务。他们专程从山东开了一天一夜，把东西送到湖北鄂州，再开空车回去。到家后，两人还得隔离14天，期间根本没办法工作。Macy和伙伴们很想在总结里写上这两位师傅的名字，以示感谢。但他们说：“不要提我们的名字，就说是山东日照的两位师傅。我们希望代表我们的家乡支援湖北。”Macy说：“当时真的蛮感动的。对他们来数，做这件事没有任何报酬，他们也不想留名，通过这件事真是能感受到普通人的力量。在很多问题没有被官方看到并且重视的时候，是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自发的志愿者团队在发挥作用。虽然他们没有官方的力量大，但真的帮了很多忙。”在此之前，因为她们团队不过手实际物资，所以Macy一直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真实感。“就是我特别担心，我到底有没有帮到我想帮助的人。”特别是有段时间，她们听说某部门送到疫区的卫生用品中，成人纸尿裤的数量大大高于卫生巾和安心裤的数量，又有报道说，武汉某些医院的男医生借用了女士安心裤。这些都让她们又气愤又担忧。“直到2月14号情人节那天，有个疫区医院的女医生拿着我们送去的安心裤照了照片发给我们。”Macy回忆道，“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真是感动到落泪。那是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那些捐助的物资送到了一线女医护人员的手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近三周，Macy提起这件事，仍然情绪十分激动。在大学时，她参加过高校自发组建、“同语”资助的性与性别小组，做过社群倡导。但毕业之后一直从事普通工作，没再接触过公益项目。这次重回公益，让她感慨良多。“这次我和伙伴们都在感叹，还是利他性的工作让我们更有成就感。希望以后可以再去做一些NGO的工作吧。”她说。
Macy所在的团队共有30多名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北京，湖北，四川……最远的在新疆。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近四分之一是性少数女性。截至2月20日，她们共募集了超过12万片安心裤、14万片纸尿裤和近5万套保暖衣送往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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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铁
性少数女性需要站出来更多地发声
今年1月25日，小铁在网上发起了“倡议延迟复工行动”，号召大家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察平台提议延迟复工，以防止疫情快速扩散。她在25号那天早上产生了这个想法。在朋友圈发起志愿者招募后，不到两个小时她就招募到100个人。11：40分，他们组成了一个五人协调小组。13：00，协调小组会议召开，制定了48小时行动目标和行动任务。在行动的第一天，她们的公号文章《一起向国务院提议！全国延迟返工，抗击肺炎》的阅读量就达到10万+，微博话题词#延长休假，推迟复工#最终达到273万的阅读量。
小铁说，这次行动基本达到了最初制定的目标，也就是“增加了这个话题的曝光度，正面强化了这个行动的意义，能够让国家更加重视这个话题吧”。但她又说：“其实我们这次行动在突破圈层这一块挺失败的。”
小铁拉起的志愿者群里有300多人，但真正参与行动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人要么是她在北京同志中心的同事，要么是以前一起做过女权相关工作的人，或是参加过NGO活动的人。“其余很多人只知道在群里说一些抱怨的话，或者作壁上观。你要让他去微信发帖，去豆瓣发帖，他不会做的。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行动力特别差。他不敢想‘我能改变什么’，只是来发泄情绪，对所谓的‘公益’，也没有什么认识。”她说：“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周围就有一种论调，说你无法改变社会，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而我们做这种小小的公益行动，其实是在挑战这样的说法。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能力出发，去做一些事情，可以推动这个社会的改变。”这次“倡议延迟复工行动”主要利用的还是北京同志中心的机构资源。小铁坦言，因为是LGBT机构，本身社会资源就特别有限，所以想利用现有的资源去做一些事，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也在思考，以前我不怎么用微博，不怎么做品牌推广，这是不对的。作为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要敢于去做品牌推广，对机构的发展才更有好处。过去我特别讨厌树立权威，但是现在会觉得，要在公共事务上发声，还是要善于利用这种新媒体的平台。要多写文章，多去表达。”小铁由此说到，作为一名女性，一名性少数女性，更要站出来发声，包括写文章，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加入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前段时间，我们同事内部还有一个小小的争论。当时我在（北同的）机构立场文件里面写，对于骗婚要坚决反对。有的同事觉得这可能会引起社群的非议。毕竟从中国的现状来看，80%的性少数者会和异性结婚，而且不是形婚。然后我就在想，这其实是个性别视角的问题。很多男性讨论LGBT问题的时候，他真的没有性别视角。比如代孕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大量讨论同妻而很少讨论同夫。他们不会考虑到，拉拉跟直男结婚很可能会被强奸或家暴，而反过来，类似的情况就很少见。”她感叹，北京同志中心内部还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说明以性别视角站在性少数女性的立场上来谈论各种议题，还是太少了。2018年，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恋内容”事件曾激起网民们的强烈反弹。不论圈内圈外，大家纷纷以#我是同性恋#、#我是同性恋的朋友#这两个标签发表帖子，一夜之间就累积出 2.4 亿阅读量。相比之下，2019年微博les超话被封引发的热度就要小得多。小铁说：“我觉得拉拉的权利意识好像整体还是比较低，当然这和女性地位有关。这好像是个世界议题，为什么全世界的拉拉好像谈了恋爱就不出来了？所以我在想，怎样才能多树立一些榜样。未来我们一定要鼓励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发声。”
在访谈了两位性少数女性后，作者本人也记录了自己在疫情期间所做的工作，谨以此篇做为这个系列的结尾，但我们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对议题的发声将会一直持续。性少数人群就是缺少自由选择的人
偶然看到的一个招募启事，让我在疫情期间做了件有意义的事那段时间网上刚报道了一名脑瘫少年因为家人罹患新冠肺炎被隔离，无人照顾生活起居而不幸去世的事情。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十位从事残障服务工作的公益人发起了“抗疫残障义工支持网络”。这个自发性、临时性的志愿者网络，致力于在疫情期间，为疫区行动不便的残障伙伴提供疫情无障碍信息（手语）、生活用品及药品购买指南，以及心理疏导、居家康复和锻炼指导、在线教育资源等。活动期间还为湖北残障人士募集了两批免费捐赠的口罩，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我报名成为调研组的一名志愿者，主要负责联络需要帮助的残障伙伴，了解他们有哪些具体的需求，然后按照志愿者们整理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尽可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帮他们对接专业对口的志愿者。在三天的时间里，我大概对接了10位残障伙伴。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他们需要的帮助可能没有我们想提供的那么多。开始工作前，发起人韩青一再跟我们强调，要发掘求助者的深层需求。比如很多人说缺少口罩，而捐赠的口罩很有限，我们无法提供给每个人。这时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需要口罩？是要出门去采购生活必需品，还是在家觉得憋闷想出去？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帮他们解决现实的问题，但可以陪他们聊天，帮他们缓解孤独郁闷的情绪。这是我们这些志愿者更常做的事情。然而，当我准备好做一名陪聊员，迎接扑面而来的恐惧、忧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时，这一切并没有来。或者说，远没有想象中猛烈。
一个在上海工作、如今被困湖北老家的姑娘说，她不知道该去哪儿做产检。以前她一直在上海产检，现在当地的综合医院有发热门诊，她不敢去。我告诉她几个在线诊疗的平台，又简单聊了两句。她一再说谢谢，又说，还好她和家人在一起，这让她感到幸运和安心。另一个武汉的女孩说，她已经买到口罩了，不需要别的帮助了，让我们把捐赠的口罩留给更需要的人。还有一个男生，听说我们的下一批口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就再没搭理我。大概我们这个平台只是他寻求口罩的途径之一。
每次对接时，我都会按工作表跟对方再确认一遍，有没有这个需求，有没有那个需求，然后告诉他们：“如果有别的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联系我。”也许是我接触的求助者太少，没有代表性，但我真的感到这些残障伙伴需要的帮助，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这让我有些许失落，但又轻松。我接触的这些人大多关注买菜、买药、就医等具体的生活问题，没有人长篇累牍地抱怨或是倾诉。有志愿者说我可能挖掘不够深。但我觉得，在对方不想说的时候，就不应该挖。决定我们该提供何种帮助，帮到何种程度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有段时间我觉得和群里的其他志愿者一比，自己的应对风格好像显得太就事论事、太冷漠了。我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一些，多问一些，替他们多想一些？这时我想起自己一个远房表哥。他是坐轮椅的残障人。小时候去他家玩，柜子上的东西他够着费劲，若是我帮他拿，他就会特别生气。于是我只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哥哥去卫生间非常不方便，但他从来不让我帮忙，所以，我也习惯了袖手旁观。作为一名女性，一名体力、精力都偏弱的女性，一名性少数女性，每当我看到女性、性少数群体被称为弱势群体，都觉得很不爽。每当我处在体力耗竭的边缘，如果别人“擅自”对我伸出援手，我会觉得尴尬。心里想着，等姐歇过来，还能再战。也许这是过分敏感，自尊心太强、不懂得求助确实是个问题，但这是我自己要面对的课题，并不需要别人“侵入式”的帮助来破解。
女性也好，性少数也好，残障人士也好，都不是弱势群体。我更愿意将其看作在某方面生活不太方便的人。以前汉语里将残障人士称为“残疾人”，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日语里的表达“障害者”——被各种障碍妨碍的人，或者是“体の不自由な人”——身体不能自由行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普通人，只是生活环境对他们不太友好，让他们很不方便，如此而已。所以对女性、性少数、残障人士等所谓“弱势群体”，给予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最大的帮助。结 语
在此次疫情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性少数女性为抗击疫情默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只是她们大多羞于提起，觉得这些事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微小的付出渐渐汇集成宽广、温暖的河流，在灾难之时展现出女性的力量。女性需要更多的发声。性少数女性需要更多的发声。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存在，我们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尊重和理解。所以，请不吝发出你的声音，你的付出和收获。它将鼓励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话，也让更多人接纳并欣赏自己的特别。作者：弥生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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